莆田万科城：近20户业主反映交房不到1个月墙壁就渗水

赋予某些人特权也是不公正的。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二次调节。家庭的教育投入出现分化。

从理论上讲，按要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宽泛的形式，因为劳动力之外的各种要素说到底都是劳动积累的产物。三次分配是厉以宁先生30多年前提出来的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按要素分配要尊重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时也难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响，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它更多的是体现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而不是强制性的再分配。

宋代开始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放弃大锅饭，实行按要素分配，劳动、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按照它们的边际贡献获得报酬。早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日益日本化，深陷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供应链脱钩和技术钳制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新发展格局面对的挑战之一正是国际环境和国内变化可能造成的需求侧制约。等式的左边仍然是经济增长率，但是等式的右边不再代表巧妇手里的柴米油盐，而是看谁来享受烹饪后的餐食。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一般规律并无不同。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一个生育高峰以后，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类似于一种回声，即在一定的时间区间之后，相继形成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一般来说从婴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 20 年左右，从新成长劳动力到退休需要大约40 年。

此外，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抑制居民消费。第二，2012 年以后，实际增长率随潜在增长率减速的过程中，虽然三种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份额发生了变化，如内需特别是其中的消费需求贡献份额显著提升，由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构成的总需求的增量规模的确随经济增速放缓而显著。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即将迎来总人口的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这两个人口转折点分别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值得强调的是，图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百分点之和即为实际增长率，将其与潜在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观察结论。也就是说，从需求侧的视角，我们关心的不是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使用哪些要素进行生产，而是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GDP）送到哪里，通道是否足够宽，吸收规模是否足够大。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期间也有既积极又明显的政策因素，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并将持续发挥作用。再进一步来看，如果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的是供给侧的冲击的话，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很可能要引爆需求侧的冲击。2019 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占比高达 20.6%。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整个期间，即 2010 年到 2025—2030 年，中国也恰好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时期。

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将体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这几年国家零散地降低了一些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但尚未普惠式地降低此税。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0%，去年为2.3%，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上升明显，从2019年一季度到今年一季度GDP一共增长逾10%，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低于2019年同期增长率，所以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这个债务率比很多发达国家低得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20年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31%，日本甚至达266%。

本文整理自北大国发院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林双林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1期）上的发言。2019年我国这一数据为23.6%，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比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据经合组织数据，2018年法国为4.6%，德国为5.6%、美国为4.4%，英国为8.6%。但企业所得税完全由企业股东承担，很难转嫁，对企业影响较大。经济增长率也是需要恢复的。今年我国安排的财政赤字率是3.2%，今年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6%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是8.4%，明年会是5.6%，世界银行最近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是8.5%，明年是5.4%。按这样计算，如果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率能够达到7.2%，3.2%的预算财政赤字率就是可以持续的，债务率不会增加。

此外，我国可以降低关税。既然经济增长率很重要，我们就应该致力于经济增长，要千方百计调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GDP增长8.5%，赤字率就可以是5%。此外，德国、日本、英国也都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横向比较起来，我国的税率就不算低。

减税降费的目标，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我认为我国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

我们可以使用官方数据计算，因为现在讲的赤字是公开的预算赤字。进一步考虑隐性债务，即负有救助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地方政府债务，考虑这部分债务后，我估算的地方政府债务约占GDP的比重为41.5%。若按45%的债务率计算，如果经济增长率是6%，今年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率，即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应该是2.7%，这表明如果赤字率不超过2.7%，债务率就不会增加。二是长期维持现有支出、收入和债务规模。

按照官方数据，目前我国债务率为45%，当然这不包含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根据测算，包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债务率约为67%。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要致力于经济增长。

我国企业所得税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是税率，我国的税率比一些国家高。此外中央政府还有其他的债务，铁路公司和一些政府部门也还有债务，这些债务占比约为5%，加总后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为67%。

这就是我关于财政可持续的看法。目前我国关税占GDP的比重较低，2018年为1.82%，2019年为1.83%。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指出，直观的财政可持续定义是，长期内债务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增加或者减少。要争取和更多的国家签零关税协定，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国际关系改善。可持续债务赤字率等于债务率乘经济增长率，所以经济增长率也很重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几年我国的投资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假定债务率是60%，经济增长率是6%，可持续赤字占GDP比重就高得多了，为3.6%。再次是对经济负面影响最小的财产税，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结果。

虽然零散的降税政策很多，给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减免税收，但没有普惠式地降低企业所得税。如果经济增长8.5%，这个赤字与GDP的比重就是3.8%。

通过上面推导出的公式可以判断赤字率是不是可以持续，财政是不是可以持续。降低之前，美国最高一档的边际税率为38%，最后一档边际税率为35%。